每经记者 谢陶 每经编辑 唐元
7月28日，万众瞩目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拉开帷幕。随着大运这幅巨幕一起拉开的，是这座城市近年来持续拓展的体育产业“新版图”。
自成功申办大运会以来，聚焦“以赛营城”，成都体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新的体育场景与业态涌现，体育消费成为了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动力。
记者了解到，近3年，成都累计签约重大体育产业项目115个，金额超870亿元。2022年，成都体育产业总产值达1005亿元、增加值达385亿元，相比2018年分别增长59%、79%。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体育消费总规模157.7亿元，同比增长12.3%。
大运的热潮之下，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体育产业发展特征？又如何把握体育消费潮涌的方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邀请到国内体育产业研究领域知名学者、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教授进行深入解读。
在王裕雄看来，“当我们在考虑促进城市焕新和提升发展活力的时候往往首先就会想到体育，就像此前英国曼彻斯特摆脱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一样。大运会的筹办和成功举办将进一步完善成都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提升成都的国际吸引力。同时结合赛事名城打造，赛事体系与体育消费场景成型成势，让成都充满可持续、可感知的活力，这些都是吸引年轻人的重要因素。”
王裕雄教授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NBD：体育产业是一个拥有强“正外部性”的产业，兼具社会公益属性与商业属性。在“后大运时代”，如何在商业化开发运营各大场馆及赛事的过程中，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
王裕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体育产业中的有些“正外部性”只能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例如补贴的方式来解决。有些“正外部性”在很大程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微观组织变革将其内部化。具体到底该用何种方式解决？取决于“外部性”内部化过程中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大小。
另外，“正外部性”的存在只是可能会造成私人部门的供给少于社会需要的数量。并不是说没有供给，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外部性”都需要解决。如果赛事或者场馆运营能够获得一定水平的盈利，其实也可以持续运营下去。
回到具体的实践之中，在“后大运时代”，如何在商业化开发运营各大场馆及赛事过程中，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上述原则。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很多时候取决于政府的顶层设计。以场馆运营为例，如果场馆经营方经营范围仅限于场馆本身，如果场馆运营能够很好带动周边区域内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其他业态发展，那么此时政府可以考虑对场馆进行补贴，即通过补贴来解决外部性问题。
另外一种情况是周边一定范围内的空间与业态本身也由场馆运营方进行管理，那么此时场馆运营的“外部性”就能够内部化。场馆运营本身也许不盈利，但能够为经营主体的其他业态赋能，此时政府是不需要来补贴的。所以可以看到在此过程中政府实际上有很大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体现在其所做的顶层设计上。
东安湖体育公园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NBD：此前，您提到过中国体育产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最关键的表现是——体育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特征？
王裕雄：这其实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通过现有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国家的体育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而我们也看到在欧盟，根据其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情况）是相反的。
按照我们通常理解，体育服务业主要还是属于生活性服务业，而生活性服务业在各类经济体中一般更有可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就有所谓的“鲍莫尔病”的说法。所以欧盟的情况是正常的，中国的情况则是“反常”的。
我们目前的理解是由于目前我国居民体育消费的渗透率和人均支出水平还比较低（一些公开发表的数据甚至认为美国和欧盟发达国家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是我国的4倍），导致在欧盟等经济体中能够生存下去的那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商业模式无法生存，而需要通过发展体育综合体实现“体育+”、构建无形资产和发展互联网体育等相对更加复杂的模式来获得盈利。这意味着我国体育产业商业模式“被迫”向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移动。
在微观层面上，这种“被迫”移动所体现的是广大的体育产业领域创业者为了适应居民体育消费意愿不足、消费水平较低这个客观的市场环境所做出的大量创新。这种创新是很伟大的。我常常开玩笑说，上一个做出同样伟大创新的行业是互联网行业。
NBD：近日，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恢复和扩大体育消费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强调要深化消费试点示范。根据您的观察，成都作为首批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近几年在打造全新体育消费场景、引领体育消费趋势方面做出了哪些有益尝试？
王裕雄：成都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世界赛事名城建设，构建起覆盖全年的高密度赛事活动体系。这对于将成都打造为体育消费目的地城市具有重要的价值。我看到，根据相关规划，成都将于2025年建成世界赛事名城，每年举办国际和全国赛事达50项以上，体育赛事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效应超300亿元。
另外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成都特别重视融合性体育消费场景建设以及包括社区运动角和绿道健身空间等各类运动空间的打造。我也关注到，像是今年成都还将持续新建改建一批体育公园，打造50个体育消费新场景、100个社区运动角和200个天府绿道健身新空间。今年以来，我国体育消费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新场景在促进体育消费过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成都街头正在运动的青年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NBD：当前，体育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及引领作用正进一步突出。未来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体育产业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在打造体育消费新场景、引领体育消费新趋势方面有哪些值得分享的案例？
王裕雄：如何更好的发挥体育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还是需要从需求端和供给侧两个方面来发力。需求端发力是指培养人民群众的体育消费意识、习惯和技能，一方面需要从青少年抓起，另外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从供给侧发力就是要不断提升数量、质量更高的赛事活动和体育设施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特别是要勇于创新，包括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场景创新和模式创新。
这段时间，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有很多带给我们惊喜的地方其实就是创新的结果。其中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贵州的村BA、“村超”现象。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就是一种基于“草根”的群众性赛事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生活形态相结合的一种融合性的体育旅游产品。
NBD：最后，您认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还存在哪些明显短板之处？在政策端以及市场端，您分别有哪些建议？
王裕雄：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最大的短板就是“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体育消费水平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特别是跟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关，我们不能指望居民体育消费水平在其消费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以此为前提，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全民健身来让更多的人来进行体育消费，而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供给侧创新来更好满足人们哪怕不是很高的体育消费，并从中获得盈利，从而保证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政策端的建议是维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我认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很多体育产业政策导向是正确的，非常符合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规律，例如我们大力倡导和支持发展“体育+”，大力支持发展各类体育综合体和体育消费新场景等。我们未来要做的就是将正确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当然，我们也要加强对各类体育产业政策效果的评估，保证有限的政策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
在市场端，我的建议就是创新，前面讲过，这些年我国体育产业最大的经验就是根据我们的市场环境、需求条件不断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其中特别要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商业机会。
